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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未见全牛的高度和视野c5gxsird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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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未见全牛”


    的高度和视野


自去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改革。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此后又说,新一轮改革满布荆棘,需要“杀出一条血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多次提到,要“壮士断腕”,让改革释放更多的红利。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表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央坚持改革不可逆转的决心。


    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及改革将如何取得突破等,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外电评述,看中国新一轮改革,其难度可能大于过去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可谓荆棘遍地,困难重重,改革并非易事。


    的确,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之后,在经济等许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大多数问题都与现行体制有关,而且积重难返,说是难啃的硬骨头一点也不过分。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我看光有决心不行,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纵横交错问题,必须选准突破口。像疱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方可“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疱丁之所以能做到游刃有余,除了其纯熟的刀工外,关键是“神遇而不以目视”,“未尝见全牛也”。解决当前中国问题,也需要这种“未见全牛”的高度和视野,从制度设计层面下药。否则,只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泥淖之中。


    这方面,邓氏的改革就是个很好的例证。面对“十年文革”,百端待举的滥摊子,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重新进行制度设计,依照中国国情,规划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等一系列核心内容。制度层面的问题搞定了,其它许多问题都在这个框架之内,迎刃而解。


    事实上,这并不是知与不知的问题,而是看有没有勇气和胆识。制度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问题。邓小平在这个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但有远见,而且有魄力,敢于承担风险。比如他的“不争论”,他的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突破,可以说,没有这些重大突破,就不会有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


    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既是学术研究的结果,更是一种理论设想,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当时视野的束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被世界共产*人继承的过程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一直伴随着问题与危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原理中的许多基本理论一再被否定和修改。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应该敢于直面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胡发云的小说《如焉》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文革)那个岁月里,一个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最正宗的马列主义政权,对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常常是左右为难,他们并不希望人们真正了解这个大胡子,更不希望人们拿这个大胡子来质疑自己。他们只让别人信奉那个被它们包装过了的马克思。当达摩他们最初读到那些没有被官方推出的马克思著作,马恩的通信,还有马克思年轻时候的《1844——哲学经常学手稿》的时候,大吃一惊。里面的许多话,是那样的反动,关于出版的自由,关于人的解放,关于道德,爱情和婚姻……但是读起来却是那样入眼入心。”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在回答女儿提出的20个问题时,对“你所喜爱的座右铭”答道:怀疑一切。在他的晚年,马克思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为什么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因为一些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用自己的理解和倾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理论附上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令马克思本人伤心。


    回顾中国共产*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如何科学理解和正确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犯过许多错误。而且,如何继承与发展,争论和斗争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宗教来信仰,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找答案,在世界飞速前进的今天,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应该歇菜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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